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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習仲勳與調查研究
  • 2018-03-15 來源:學習時報 作者:
  • 早在抗日戰争中期,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對習仲勳的鑒定中有這樣一句評語:“黨的寶貴的群衆領袖”。由此可以看出,習仲勳一生最為鮮明的特點,就是與人民群衆血肉相連,休戚與共,調查研究,實事求是。

    走出“衙門”,深入實際,“把屁股端端正正地坐在老百姓這一方面”

    習仲勳曾經講,共産黨和人民政權,是替老百姓服務的,就要一心一意老老實實把屁股放老百姓這一方面,坐的端端的。這是調查研究的根本立場;要做好調查研究就必須走出“衙門”,深入群衆,深入實際,通過人民群衆找到最恰當、最真實、最正确的辦法。

    1943年春,習仲勳奉調占陝甘甯邊區人口1/3的綏德地區擔任地委書記。他到任後,即通過走訪調查,座談讨論,廣泛聽取廣大幹部群衆包括地方士紳在内社會各階層人士的意見,很快對這一地區的曆史和現實有了全面的了解,尤其對抗戰以來當地特殊的複雜政治狀況與鬥争形勢做到了心中有數。根據黨中央指示和面臨的實際情況,他提出:深入調查研究,擴大黨的宣傳,用黨的宗旨、方針、政策教育幹部群衆,處理好地方幹部和軍隊幹部、當地幹部和外來幹部、工農幹部和知識分子幹部之間的關系,彼此要互相學習,互相幫助,取長補短,共同進步。對于留在人民政權和學校中的舊職員,也要注意發揮他們的積極性,做好教育轉化工作,使他們更好地為人民群衆和社會事業服務。

    194212月,毛澤東發表《經濟問題與财政問題》一文,提出了發展生産是邊區最中心的任務和“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總方針。為了使發展生産這一中心工作迅速開展,習仲勳要求機關幹部不僅要自己動手,豐衣足食,而且要深入農村,推動大生産運動。他同時決定帶領調查組,到郝家橋村進行一個月的蹲點調查,以便取得經驗,指導全區工作。

    習仲勳帶領工作組通過一個月的蹲點調查,座談訪問,個别指導,總結經驗,幫助群衆改革完善農業生産措施,理順了土地租佃關系,制定了扶持貧困農民、教育落後分子、改造二流子的措施,提出了組織群衆移民南下,實行變工互助、精耕細作意見。地委根據調查組在郝家橋總結取得的經驗,讨論通過了綏德地區生産計劃和移民工作方案,一時間在綏德以至全陝甘甯邊區對提倡自力更生、勞動光榮和發展生産、減租減息、厲行節約、渡過難關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至當年年底,糧食生産取得了較好收成,基本解決了全區52萬人口吃飯問題。

    發現典型,學習先進,甘當群衆的小學生

    習仲勳曾經講,我們的工作人員,既然是為老百姓服務的,就應該站老百姓中間,萬不能站老百姓頭上。如果我們“闆起面孔,擺起架子,叫人家一看他,是個‘官’,是個‘老爺’,那就很糟糕”。他認為,群衆中蘊藏着很大的積極性、創造性,有許多典型模範人物。要做好工作,就要當好小學生。這不僅是個作風問題,還是對群衆的感情問題。

    習仲勳在郝家橋調查時了解到,該村40歲出頭的劉玉厚,通過辛勤勞動,帶動了全村農民精耕細作,變工互助,合理安排生産,使這個佃戶村糧食産量和農民生活水平明顯提高。習仲勳即約請劉玉厚到自己住的窯洞詳細叙談。他一見面就緊握劉玉厚的手拉起了家常,詳細詢問劉玉厚當年的生産計劃。習仲勳聽着劉玉厚的生産計劃,内心感到十分高興和欣慰。他認為劉玉厚勤勞、忠誠、廉潔、奉公,全家親密和睦,全村團結一緻,發展了生産,支援了抗戰,改善了生活。經過地委研究決定,授予劉玉厚模範黨員、勞動英雄稱号,在全區範圍内開展“村村學習郝家橋,人人學習劉玉厚”活動。習仲勳和專員袁任遠等領導共同署名将刻有“農村楷模”的牌匾獎給郝家橋村。

    真切關心群衆疾苦,及時排解群衆的實際困難,是習仲勳調查研究的一貫作風。一次調查中發現,當地醫療衛生情況差,群衆中膿瘡、頭癬、紅眼等傳染病流行較廣。習仲勳便派人從地委領來來蘇、碘酒、紅丹和眼藥,調查組同志親自為群衆擦洗瘡口、滴眼藥水,幫助孩子們洗澡、理發,進行講究衛生的宣傳。

    隻有做好調查研究,才敢于實事求是

    習仲勳在長期工作實踐中體會到,貫徹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堅持調查研究作風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做好調查研究是實現實事的前提條件和有效途徑,是各級機關和領導幹部想問題,做判斷,定政策,辦事情的基本遵循。他常說,調查研究是做領導工作的看家本領,也是堅持實事求是原則的力量所在。

    1947年冬,在貫徹全國土地會議精神和《中國土地法大綱》過程中,陝甘甯邊區土地改革中“左”的思潮一度蔓延滋長。習仲勳在黨中央、毛澤東的領導下,與西北局其他領導分别到邊區廣大農村進行調查研究,提出了土改要區别老區、半老區和新區确定方針政策,正确引導,有序進行。他先後在1948年初一個月之内三次緻信毛澤東,提出堅決防“左”糾偏建議。

    14日,即楊家溝會議結束後的第七天,習仲勳緻信西北局并轉中共中央,就檢查綏屬各縣土改中的問題作了報告。報告内容包括5個方面:(一)毛澤東《目前的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報告傳達後,獲得了黨内外熱烈擁護。大大地安定了人心,把一切工作都推上了軌道。(二)蘇維埃時期的老區,有許多問題與抗戰時期情況是不同的。在老區發動群衆運動,要堅決反對“左傾形式主義”。(三)在群衆發動起來的地方,一般的都是過“左”。這種“左”的情緒,不是群衆原來就有的,而是幹部帶去的。(四)在選貧農團、農會領導土改的成員中,要由能代表多數群衆利益,并為全村、全鄉群衆所擁護的人來擔任,工作團不能包辦代替和搞其他形式主義。(五)許多地方是搞群衆自發運動,這種為數不多的、盲目的、而為各種動機不純分子所鼓動起來的群衆鬥争,如果任其發展下去,必将造成許多脫離群衆的惡果。

    毛澤東看到習仲勳這封頗具真知灼見的信後,即于19日給西北局及賀龍、習仲勳回電,表示,“完全同意仲勳同志所提各項意見。望照這些意見密切指導各分區及各縣的土改工作,務使邊區土改工作循正軌進行,少犯錯誤”。

    14日晚,習仲勳經過近半月調查研究後回到義合鎮薛家渠駐地。19日,習仲勳再次緻電毛澤東。他不無憂慮地提到“左”的影響和潛伏的不良情緒,邊區土改強調“貧雇農路線”,反對“中農路線”,導緻少數不是真正的基本群衆起來,弄得農村人心不安,關系極度緊張。習仲勳的這份報告産生于他半個月的深入實際,調查研究之後,是在占有大量翔實可靠的事實根據的基礎上,加上對各類材料、數據的分析研究、歸納梳理精心寫成的。

    毛澤東在接到報告後第二天,即20日複電習仲勳:(119日來信完全同意。(2)望堅決糾正“左”的偏向。(3)同時注意不要使下面因為糾正“左”而誤認為不要動。同日,毛澤東又将習仲勳的電報轉發全國各解放區,并特别批示:“完全同意習仲勳同志這些意見。華北、華中各老解放區有同樣情形者,務須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錯誤。凡犯有‘左’的錯誤的地方,隻要領導機關處理得法,幾個星期即可糾正過來,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糾正。同時注意不要使下面因為糾正‘左’而誤解為不動。”

    26日,毛澤東緻電習仲勳等人,就在老解放區半老解放區及新解放區實行土地法的内容、步驟及農會的組織形式應有所不同等問題征求意見。電文最後寫道:“以上各點究應如何才算适宜,請井泉、仲勳于數日内電告,同時亦請一波電告自己的意見。”

    習仲勳經過深思熟慮,于28日複電毛澤東,對三類不同地區的概念作了界定後建議:由于陝甘甯邊區中農占有土地多,如果平分,必然會動搖農民對土地所有權的信心,挫傷他們的生産積極性,故不宜平分土地;老解放區不能搞貧農團領導一切,因為貧農團内有由于地壞、地遠、人口多而緻貧的,有遇災禍生活下降的,也有不務正業(吃喝嫖賭)而變壞變窮的。這種貧農團一旦組織起來,就必然向中農身上打主意,“左”的偏向也就由此而來;要把發揚民主與土改生産相結合,反對幹部強迫命令的作風;解決中農負擔過重的問題,“這一傾向,十分危險,有壓倒中農、破壞農村經濟繁榮之勢”。

    毛澤東親筆修改校訂了習仲勳發來的電報稿,并批示:轉發晉綏、中工委、邯鄲局、華東局、華東工委、東北局。

    習仲勳在領導土地改革工作中,十分注意調查研究,從邊區實際出發,總結和推廣典型經驗指導全面工作,促進了生産發展。在全國解放戰争正在進行之時,習仲勳提出的關于新老區土改的諸多思想觀點、工作建議,不僅在當時受到了黨中央、毛澤東的贊賞和采納,以至在新中國成立後進行的全國大規模土地改革中,也發揮了很好的借鑒和指導作用。這些都表現出習仲勳的務實精神和遠見卓識。

    (作者系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研究員、渭南師範學院二級教授,《習仲勳傳》執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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